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稍微对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所观察的人都知道“地方门阀”现象，正肆无忌惮地侵蚀“中国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根基！？

　　生产力，是利益实现的工具；而利益的分配，就是政治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就是一场在不同“生产力”时空下如何分配利益的游戏罢了…门阀，便是贯穿始终的利益联合体！

　　只要翻开历史书，就能发现中国古代门阀制度其实就是以分封土地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制度，这对于维护“魏晋之前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国家统治是具有非常大的正面历史意义的…但于今天而言，则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灾难！何以言之呢？诸君且听我细细道来…

　　一，在古代分封制下，皇权只需要把这些贵族搞定了，就能统治几千万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所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所依靠的就是这些贵族。尤其是周朝时期，小贵族不但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臣民还有自己的军队，而大的贵族就是诸侯国了。那时候的天下治理，主要地就是研究如何治这一大批的诸侯贵族，在太平时期需要依赖各诸侯把各地的老百姓调理好、不容生出乱子；而当天下有事的时候，还需要依赖这些诸侯大族把军队派出来跟中央军一起维护安定。

　　若中央与地方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或者“制衡”，则天下必乱！无论是商的毁灭还是东周的衰落，在根本上都是因为“地方豪族无限做大导致中央力量的相对微弱”进而导致了中央权威的灭失。也有跟周幽王一样，通过几轮的“烽火戏诸侯”让中央权威损失掉了，最后真正的敌人来犯时反而召不来地方军队、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秦以前的“分封制”，在本质上就是“培养门阀”的政治制度，历朝历代的帝皇把自己的儿子、亲戚、有功之臣分发到天下各地来帮忙协助统治…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门阀把地方统治得越好、门阀的力量越强、门阀把各地与边境治安搞得越好，对中央力量的强大与统一就越有利！

　　二‬，那，为什么没有在夏、商、周时期就实行郡县制呢？把各地赋税、军队力量都直接直辖中央不是更好？难道是因为秦以前的古人没有想到吗？

　　不是的！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历史上任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依赖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那个以木、石为主以及少量铜器来耕作的夏、商朝，任何家庭或者个人都无法通过自己单独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农产品生产，而一定是要以集体化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参考西方历史里面的奴隶制）才可能把农业这件事情做好…这时候，只有拥有强大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的门阀士族才可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工具、才可能维护稳定的集体秩序。

　　事实上，春秋以来尤其是战国时期，当铁器被发明出来并不断地广泛应用以后，以门阀为基础的分封制就开始面临各种考验了。也正因为此，才开始让各地方诸侯国凭借“先进的生产力”一步步做大，竟然开始敢在天子脚下互相争霸、互相吃掉对方来做大自己了，这在周朝前期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呀…直到秦国的商鞅理解到了分封制对于当时生产力的制约以后，冒着“不惜被旧贵族、旧门阀杀掉”的绝对风险而排除万难建立起了“郡县制”以后，一下子就让世处西北寒凉之地的“小秦”崛起成了无与伦比地强大、让其他诸侯国心生恐惧的“恶秦”！

　　以“耕战”获得土地赏钱与仕途升迁笼络武官再通过“客卿制”吸纳天下读书人、同时把贵族门阀的政治权利尤其是武装军权无限压缩，最终让秦国以“郡县制”真正地统一了天下...这时候的“门阀”，也就彻底沦为了“没有爪牙的老虎”而只能凭借有限的土地与赋税跟英女王一样“干等吃喝”。所以，即使是作为刘邦后人的刘备到了东汉末年也只能被动地成为一个“织席卖鞋子”的无证流动商贩了...

　　一直到汉朝，不但是铁器得到了广泛使用，连“牛”、“骡”、“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了，特别是“二牛抬杠法”基本上奠定了东、西汉两朝生产力的基础，甚至于在东汉末年与魏晋时期还搞出来了更低成本、更高效的“单牛+铁犁”并沿用至今！

　　有了这一个基础，我们才看到西汉在“七国之乱”后再也不搞“给子孙分封土地”的傻事了、才看到“孝廉制”一步步成为当时的主要选才方式，直至唐朝年间彻底以“几乎入则必考”的“科举取士”方式来选官用官、完全抛弃了世袭制，从而真正地斩断了传统世家大族的门阀在历史上对于中国政治的根本影响力…并最终带来了汉唐盛世、宋朝的小民安逸与明清时期各种作为精神消费品的诗词、小说。

　　三，在唐以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历史也就几乎是一部部以土地为基础、以门阀豪族的崛起与衰落为节奏的重复的历史了…每逢天下刚刚乱过、新朝建立而使“耕者有其田”后，几乎都会迎来一个个的繁荣安定时期；几十年、百年以后，土地开始一步步地被豪强大族们通过各种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方式垄断了、耕者无田而地主家庭则不劳而获，再碰上点洪水猛兽、干旱不雨、蝗虫大灾或者瘟疫什么的自然灾害，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的农民在“出仕无望”的读书人带领下也就开始演变成了各种山寨土匪、叛乱分子……天下也就再次乱了！

　　跟汉唐以前拥有自己军队与政治影响力的世袭门阀不同，这一时期的门阀主要地是以家族利益为基础联合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族人在“有本事的族人”带领下一步步圈占垄断当地的各种政治、土地与经济利益的，比如和珅当官也才三十余年直至被嘉庆抄家时就已经有了良田8千多顷、约800000多亩，要知道那时候只要一个家庭能有个二十亩地（毛委员的父亲就是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后才有了约二十亩地）就已经是可以过得非常殷实了，和珅占据掉的这八十多万亩良田所对应的就是“毁掉了四到五万个殷实家庭”了…而无数个这样的“门阀”发展到最后，就当然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了。

　　这种小地方的所谓“地方门阀”，当然不是唐以前那种门阀、也不是“明清时期那种大家族”了，而是小地方的“各种政治与经济联姻”正在“以党的领导”名义下做出来各种利益勾结，正在严重侵蚀地方经济的发展空间、严重压缩着当地中底层人民的向上发展渠道、损害着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进而正在威胁了党的领导、党的权威与政府公信力“地方门阀”现象正侵蚀“中国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根基？！

　　比如，张三是管市政工程的，在审批或者所谓的竞标上给到亲家李四的儿子公司“行方便”；李四恰好又是管政府采购的，在审批或者所谓竞标上给到张三的女婿“行方便”…这就是在公权资源上“非常符合程序”的彼此互通有无、高效分配！至于，张三提拔李四的亲戚或者李四重用张三的亲戚…那，更常见了！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美丽乡村建设”、“三面光水利设施建设”在经过“层层转包”之后也就变成了“竟然也可以审核通过”的工程，真正做工程的分包老板未必能赚多少而掌控了“采购、审批资源”的“一手承包商”不用干活却分到了最多的“血汗钱”！

　　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大多数没有姻亲关系等背景的普通公务员即使表现得再优秀也只能得到一张“没有卵用的奖状”，而真正掌握了背景资源的人却能一步步“迎难、拾级而上”...到最后，一个镇、一个县的主要领导干部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族呢？当一个县的政治资源都被一个“大家族”掌控了，那这个县的经济资源还能轮得到“族外人”来分一杯羹吗？

　　本来好端端的党的领导，却在“党的名义下”行使了实质上的“家族领导”，还如何指望公平正义呢？

　　这不，深圳那“小地方”自称“家有存款九位数”的“北极鲢鱼”，至今不也安然无恙、自得其所吗？人家，连回应你都觉得是“多余”了…

　　儒学心语｜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实现高效的国家治理，才可能分化掉“名流、富商”对于利益垄断的追求与努力、才可能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底层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进而实现社会的持续稳定。